3.由于地势险要，战场条件不适宜大兵团作战。双方约10万人的较量，估计是战场容量的极限，再增加兵力只能在崎岖的山路上排队而无法全面展开。
在1999年印巴卡吉尔冲突期间，印度动员了二十万名士兵，但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，无法在当地展开军、师一级的部队，大多数战斗的规模在团级或营级。印军直接参战的人数接近三万人，但是攻击5000多穆斯林游击队把守的山头迟迟不能得手，损失惨重。这一冲突可以作为一个旁证。
即便双方以较大规模会战，我军也是不怕的。1962年中印边界第二阶段的战争，就是印度不接受停火，意图反功引起的。当时印度在一线部署了14个旅，意图发动攻势，我军断然反击，歼灭2个旅，重创3个旅，击溃3个旅，可见，我军是可以挡住印军军一级的全面进攻的。
关于空军的问题，首先，在世界屋脊上空地区作战，对当时的空军来说就是一个艰巨的任务；其次，有使用空军便利条件的印度决定在1962年的作战中不动用空军，是因为他们害怕遭到中国空军的报复行动。这表明印度方面实际是想控制交战的规模，避免升级。
1971年以前，印军在东部地区的演习，着重演练防御动作，即先在前沿地区迟滞我军的进攻，尔后有计划地撤至预定地区，凭借有利地形和既设阵地进行阻击。可见，1962年对印军的打击给其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。
由此可见，印度当年虽然态度强硬，但是否真的敢大打是一个问题，能否打赢还是一个问题。
困难三、国际环境极端不利？
这的确是事实，国际上还是反对我们的声音大，英国、前苏联直接进行军事支援，美国除了军事援助，还把航空母舰开到了孟加拉湾，尼赫鲁也跪求美国直接军事干涉。我们的压力的确很大。
但是反过来思考，后撤就压力不大了吗？
中印一仗，并没有打出预期的和平。
中印之间在1962年之后还爆发了3、4起较大的边界冲突；
前苏联继续蚕食我领土，从1960年到1969年，挑起各种边境事件近4500起，终于酿成珍宝岛之战和铁克列提事件；
中美关系也是双方在越南明里暗里打了十年才逐步走上正常化。
客观的说，整个中国的安全形式并未也我们的高姿态变的好转。
国际关系的好转，让是一个方面，打也是一个方面。
困难四、国内环境不利？
的确如此！当时经济相当困难，台湾的蒋介石还策划反攻大陆。
但是纵向比较，比起1951年的抗美援朝条件要好的多，比起1969年的珍宝岛之战压力要小的多。
对于当时的后撤，深层次的分析不是笔者擅长的，但现在极端的评论非常多，或指责为妥协退让，或拔高为高瞻远瞩，我觉得走极端都是不好的。
也许原因很简单，讲究仁义理智信的中国遇见了信奉“人至贱则无敌”的印度，不小心吃了亏；想搞一出“七擒孟获”， 结果演砸了，没想到尼赫鲁是泼皮加滚刀肉，不打他闹的欢，打他他就撒泼打滚闹的更欢。
维护主权有时候需要狠狠心、咬咬牙，当年老蒋如果狠狠心、咬咬牙就是要琉球，世界历史恐怕都要改观了；1962年时候如果前辈能够冒一次险，他们的后代在处理问题时将主动的多。维护主权是要付出代价的，假如靠谈判就能维护主权，那外交部里的民族英雄岂不是成堆了？
客观的分析，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前后，中国失误的地方，在于对印度过分的克制、忍让，助长了印度扩张的气焰。如果早打一个小仗，也许能避免一场大仗。
现在，印度对中国腹地构成了核威胁，我们再想要回失去的更加困难，打几乎不可能，谈绝对没可能。对我国来说，1962年没有冒险，今天更不可能冒更大的风险；对印度来说，有了原子弹底气更足，同样野心会更大；对世界来说，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正面冲突，更加会引发国际社会的忧虑和关注。假如毛泽东能够预见到印度也会有导弹和原子弹，当初一定会“宜将剩勇追穷寇”！
现在，我们评论前辈的意义，不是想追究什么责任，在于对现实处理问题要有所启示，尽管局面不利，我们不能绝望。主权真正的失去，在于人心的绝望。
首先当然要有危机感、紧迫感，要牢牢抓住有利的契机。防守反击的策略，本来破门的机会就不多，一旦出现就不能浪费。
当问题实在无法解决的时候，把问题留给下一代也是无奈之中的办法。在处理主权问题上，不求有功、但求无过可以作为为政者的底线。
